翻开《明史》，所述张瑞图“依媚取容”于魏忠贤“阉党”也无非以上诸条，其定罪“阉党”莫过于为“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这倒成了最具戏谑意义的“因书得祸”，也算张瑞图与董其昌之间的书坛公案：天启六、七年，魏忠贤“阉党”当权，天启皇帝昏庸无能，反而敕赐魏忠贤在全国各省城建造“生祠”。人还活着，就建祠堂供人瞻仰，不可一世。当京城魏忠贤的“生祠”快要落成的时候，魏忠贤忽然想要准备找董其昌为他的生祠题写匾额。董其昌对魏忠贤的倒行逆施了然在胸，唯恐躲避不及。消息传到，董其昌只好使出苦肉计：叫他的一个心腹和他骑马到外游，途经街肆，董其昌故意把马绳突然揪紧，马惊叫一声，大跳起来，董其昌就势摔倒。隔天，“董其昌骑马摔断右手”的消息，传遍宫庭内外。手都折了，还怎么提笔写字呀？董其昌趁着满城风雨的时候，找一个借口，偷偷溜回他的华亭老家去“养伤”了。董其昌一走当朝书法当数小董其昌十五岁的张瑞图了。这样，魏忠贤便派人把他叫来，要他为京城生祠题写匾额。张瑞图来到朝房，当然只好硬着头皮提笔应付。经魏忠贤党羽的提示，才勉强用行书写了“擎天一柱”四字，他故意不署名，墨笔一扔，归家而去。董其昌逃避为魏忠贤书碑，却搭上了张瑞图捉笔，且成了定性“阉党”的铁证。
魏忠贤画像
最初，朝议定魏忠贤逆党，虽牵连当政阁臣，但张瑞图并未列入。然而，崇祯元年（1627年）二月会试，施凤来、张瑞图任考试官，所取考生几乎都是中官、勋贵的姻戚门人，终于激怒了崇祯帝。《明史·阉党》载：“其后定逆案，瑞图、宗道初不与，庄烈帝诘之，韩爌等封无实状。帝曰：‘瑞图为忠贤书碑，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非实状耶？’乃以瑞图、宗道与顾秉谦、冯铨等坐赎徒为民，而立极、凤来、景辰落职闲住。”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施凤来、张瑞图被罢免。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以谕旨的形式公布“钦定逆案”名单。张瑞图列入“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崇祯三年（1630年），张瑞图被遣归故里。六十归隐的张瑞图悠游林壑，忘情山水，诗书并发，将其书法再次推向了一座高峰。也许，花甲之年的张瑞图不遣归故里，也成就不了其“自是不朽”的代表书风了，却是“因祸得福”。
对于张瑞图“阉党”的身份，明朝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最初，负责办案的韩爌因查无实证，并没有将张瑞图列于阉党的名单之上。但由于其他原因，当时的崇祯帝却认定张瑞图就是“阉党”。历史资料里，并无任何有关张瑞图为魏忠贤写碑的确切记载。
张瑞图《草书千字文》
张瑞图死后四年（1645年），黄道周等人在福州拥立的明唐王发昭命恢复其原有官衔，还特赠太傅“文隐”。时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林欲楫为张瑞图撰写数千言的《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林欲辑在为张瑞图写墓志铭时，也许早预料后人会有所误解，在铭文中特地记载了张瑞图曾经抵制魏忠贤的数十件事情。辑录其三如下：
天启五年（1625年），懿安皇后病重，魏忠贤指使府丞刘志选逼害懿安皇后之父张国纪等戚臣，张瑞图出面阻止，戚臣得以保全。
天启六年（1626年），京师文庙附建魏忠贤生祠，张瑞图与吕天池谋阻之不可得；魏忠贤又想在祠中塑造自己雕像，张瑞图不敢公开反对，诙谲晓譬之，事遂寝止。
天启六年（1626年），方孝孺、李承恩、惠世扬诸大臣系诏狱，原拟冬至日处决，张瑞图提请缓刑，苦心维挽，终使熹宗降旨停刑，等等 。
张瑞图晴雪长松图轴
笔者分析，张瑞图于仕途，也许是出于政治功利考虑，固魏忠贤当朝毕竟要延用张瑞图才略与文孺的影响，亦因魏忠贤“阉党”掌控的“东厂”手段残暴骇人，连皇帝都“隐忍”了，作为一介文士的张瑞图又能奈何，如真正与“阉党”同污，岂有墓志铭所述反魏之行状，“内持刚决，外示和易，阴剂消长，默施救济”（《府志》）。墓志铭勾勒出张瑞图的充满矛盾的形象，从侧面也反映出晚明那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上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可惜的是，林欲楫与张瑞图的关系过于密切，两人是姑表兄弟，又是同榜举人、进士，张瑞图之子张为龙更是林欲楫的女婿，其公正性似乎被打上问号，致使林欲楫的说法未能得到普遍认可。张瑞图的“阉党”声誉似乎与书艺并存而毁誉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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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命学探索者、生命管理导师 林家乐
